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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品不真不善又有什么美可言呢?

  沙白:想当年,在你创办《边缘艺术》时,你曾磨刀霍霍砍大腕,然而随着你的名气增大,你已然失去或隐藏了这种锐气与锋芒,为什么?

  许宏泉: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生的经历,尤其对信仰的追求,也许会导致思维方式、思想的改变,而我的独立思考,我所倡导的批判的精神并没改变。《边缘·艺术》杂志走到今天,始终坚守着艺术的自由精神,它有一种担当,这种担当就是批判精神。经过这么多年,我发现,只要去坚守这种批评,大家都会去适应它。在美术界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艺术批评,这种批评真的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前途,而这种前途当然是功利的,大家太在意这种功利:一面在意当下的功利性,一面又在意名垂千古的史名,这就是当下艺术家内心真实的写照。而正因为我们对批评精神的坚守,很多艺术家反而跟我们在情感上走的更近,这就是一种接纳和理解。我并没有放弃我的批评立场,只不过和年轻时候少年气盛的表述方式有所改变,去掉了很多刻薄的激进的语言,相对来说可能宽容了一些。

  沙白:多年来你一直坚持着边缘立场,在以卖画为王道的国画界,这等于找死。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,让你走到了今天?“边缘视角”是你近年来做人、做学问的一个方向。我们知道,文化的边缘和主流永远是相对的概念,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某种意义上说,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,如果您用相对简洁的语言表达这种价值观,您会如何定义?

  许宏泉:只有像狮子这样强大的动物,才不会跟随大流。而艺术家需要有狮子的精神。曾经有人调侃我,如果让你去当美协主席,你去不去?我想起伊沙说的一句话,不要问我这类问题,我是一个俗人。我更理解伊沙的潜台词,如果把主席的位置给我,我当然会去。我去是为了解散它。

  《边缘·艺术》能够走到今天,与很多喜欢它的艺术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,大家总会跟我谈起边缘和主流的问题,如今的文化没有边缘和主流之分,就像黄宾虹说的,只有君学和民学之分。主流,就是我们理解的主旋律;那么边缘便是民间。当然,掌控社会,并且使得社会在发展的进程的生死大权肯定是主流,这是现实性的,放到宏大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,推动人类精神、灵魂的进步,恰恰是民间的力量。现在很缺少边缘的民间的力量,当一个社会民间意识的淡化和漠视,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全的,甚至于处于危机的状态。比如说文化艺术在十年浩劫时,所有中国的艺术家都在为政治服务,所有的艺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,实际上彻底的沦为政治的附庸,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。今天我们来看,当年文革期间所谓的艺术作品,实际上只是政治的宣传画,没有艺术价值可言,作为艺术必须要有担当,对人类对社会,对人的心灵的担当。当一个艺术家只会粉饰太平,用他的画笔表现虚假现象的时候,他不能把内心和眼睛看到的真实东西表现出来的时候,这样的艺术品不真,就没有善,那又有什么美可言呢?!这就是为什么《边缘·艺术》从创刊开始我就关注吴藕汀、刘知白、尤无曲这些在民间的被忽视的并被曲解的艺术家,我就要让人知道,在有李可染《万山红遍》、傅抱石《江山多娇》、黄胄《欢腾的草原》、陈丹青《泪水洒满幸福田》等等这些作品的背后,还有一些真正的,为自己的心灵,为自己真正的喜爱绘画在画画的人,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艺术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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